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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C20换TRC20_一代青年批评家的批评与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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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学属于青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记录者。虽然我们不再用“80后”“90后”这些代际标签去定义和描述那些年轻人,但他们依然在写作,在自己的一片天地,叙述着这个时代。“青年说”,试图完整记录这些青年写作者,文学的未来属于他们。

6月30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主办的“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工作坊在线上举行,《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主持活动。

十几位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文学批评家就当下的青年写作展开对话。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75后”“80后”,以青年批评家的身份在文学圈出场,而今已成为各大高校、研究机构、文学出版物的中坚力量,也要面对来自文学与生活的“中年危机”。时间会往前走,但青年永远会有。这一场工作坊的特殊或许在于,它不仅是对青年写作之问的又一次思辨,亦是一代批评家的反思与自省。

6月30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主办的“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工作坊在线上举行。主办方供图

 

我们还能用“青年写作”来定义“80后”写作吗?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在《南方文坛》发表了一篇《21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从文学史的角度将“70后”、“80后”与“90后”的写作都纳入“青年写作”。

“现在我也在反思这篇文章。”杨庆祥说,如果从写作贡献和具体语境来看,“70后”的写作已不适合放在“青年写作”,就连“80后”的写作能否如此界定都是一个难题,“事实上,我们对青年的想象和言说总有着强烈的建构性。每一个青年时代的界定都有一个内在的东西,比如五四一代和‘少年中国’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要找到今天的密切关联特别不容易。”

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李壮也注意到文学语境下“青年”概念的变化:“80后”作家全面“奔四”,“90后”作家也已迈入三十岁大关。如果把已经获得主流文坛关注的青年写作者作为讨论对象,不难发现这批人承载的“文学想像”与他们自身的“现实身份”之间已经出现了“错位”:“事实上他们都步入中年了,笔下也会流露出疲惫感和失去感,能让人感到惊喜的或许是那种在中年经验里依然写出少年感的作品。”

在中国作家网总编辑陈涛看来,“青年写作”在不同的节点被反复提及,也有其一以贯之的背景,一是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二是刊物需要发展新人,还有一个情况是对文学现状不满,寄希望于青年写作的活力和亮色。在论述中青年一词往往和年龄有关,但从内心来讲他认为青年写作不该为年龄所定义,“青年写作应该是充满锐气的,有引领性的,不断求新求变。反观一些年纪很小的写作者,有的也出现了早衰式的写作,老气横秋,毫无新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也认为对青年写作的理解不必局限于年龄,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富有创造性和生长性的精神与气质。谈及现实经验,他认为文学可能进入了“后青春时代”,娱乐消遣类的作品明显更易于传播,但青年写作者应该追求一种思想或精神上的启示,或引入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话题,或创造这个时代新的审美,以此带给文学更良性的反馈。

 

勇敢和真诚,“青年写作”或许更意味着一种希望

大家纷纷提到,Z世代、E世代、千禧一代……当下的青年命名与释义可谓层出不穷。但就文学而言,“青年写作”一词或许更隐喻着一种期待,与此有关的不是“深刻”“丰富”“世故”“成熟”,而是“新鲜”“生猛”“异质”“超前”。

“‘勇敢’是政治伦理中的基础品质,而它同样也应该是文学伦理中的基础品质,青年写作尤其如此。”《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举例爱尔兰“90后”作家萨利·鲁尼。他认为鲁尼的写作技术并不比国内青年作家高出多少,甚至是有点拙朴的。但鲁尼难得的是一种勇敢的品质——她在写作中忘记了“别人会怎么想我”,她的直接坦诚让读者不安,并逼迫读者也去面对真实的自我。“很多年轻人天然拥有这种品质,但一旦成名了,这种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敢会一点点消失,或者转变成一种自我膨胀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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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写作往往是从写自己开始的。但如果是一个不够勇敢的作者,他或者她写出的自己就会是一个表演性的自己,一个希望呈现给他人的自己。此外,从写自己开始的青年作者,慢慢会遇到一个外在的强迫性的律令,就是仿佛写自己是不够的,你必须要会写他人。”张定浩举例林棹和魏思孝,林棹从涉及自我经验的《流溪》到看向外在世界的《潮汐图》,魏思孝从关注自我的“小镇青年系列”到看向他人的“乡村系列”,这类转向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形态。“林棹和魏思孝还是一组很有意思的对照。魏思孝的转向建立在现实世界和经验世界,他写他烂熟于心的身边的生活;而林棹的转向建立在阅读世界,更多地走向书籍、历史和想象。”

 

对于如何写他人,张定浩认为也有一点微妙的区别,是仅仅写出自己眼中的他人,还是实际存在着的他人。如果是后者,写作者要面对的阻力依旧是自己:你得敢于忘记自我。很多青年小说家看起来是在写时代写世界,但始终写的还是自己眼中的时代和世界。“比如同样写他人和世界,陈春成、王占黑和魏思孝很多小说里‘我’的位置相对比较后撤,不那么咄咄逼人,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他人和复杂的世界才有可能慢慢浮现出来。”因而在张定浩看来,青年写作需要的“勇敢”或许是一个双向反复拉扯的悖论,“一方面你要勇敢地面对自我,呈现自我;同时,你又要勇敢地忘记自我,泯灭自我,化身为无,好去承载更广阔的现实。”

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提到青年写作的一个关键是能否在高度同质化、碎片化的生活中接触到真实的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行充满真诚和激情,而非格式化的挖掘和深度观照。他也希望未来能有一种新的文学格局和文学生态,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期刊、作协平台,而是让每个青年都能够写作,能够讲出自己的故事,能够感受到自己和文学存在某种切身的关系——也许最后并没有成为作家,但写作进入了生命。

 

去中心化,何为“青年写作”的异质性和超越性

在《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看来,主流意识一直参与青年写作的想象和规范,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吃到了青春红利,在入行之初得到许多赞扬,另一方面一些有资本支持的文学排行榜也成为供人迎合的范本和规则。在做《十月》青年专号时,她特别希望看到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文本,这个超越性又是区别于前代人的。“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写游戏,游戏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本,这个特别有意思。而且他们这一代写的游戏和我们想象中的游戏很不一样,那么游戏很可能就是他们的超越性。”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坦言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作品也会带来各种“冲击”——从海底到古生物、大气层,从人机互动到虚拟现实。她期待看到的是作品中独属于这个时代的青年性。她最近在读刘子超的非虚构游记,书中那个游走在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形象既清醒又带着探索的对自由和自我的思考,甚至他对游离状态的思考,让她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青年形象。这种形象和西方同龄游记作家也非常不同,有文艺青年的气息,也有时代感和行走的精神,还有民族国家的印记,它糅合了很多东西。“在文学作品中,我期望的青年形象更多是和动词、名词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形容词。形容词从技术上讲对文学很重要,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充满动词和名词的青年世界。 ”

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是《文艺报》评论部编辑行超期待的,她不久前读到了在豆瓣上颇具人气的慕明的作品。慕明是理工科出身,大部分作品为科幻题材,也有穿越、架空一类的古代题材,但基本都和幻想有关,“你在她的小说里能看到很多术语,拓扑、人机交互之类的,这和我们纯文学视野尤其是纯文学期刊里的作品很不一样。”

沿着“幻想”,行超还想到另一位登场于豆瓣的写作者陈春成。“陈春成的小说,即便是现实题材也有很多幻想的成分。所以无论慕明还是陈春成,你会感觉他们骨子里就坚信我们正经历的现实并不是唯一的世界,这一点和我们以及我们上一辈的作家、批评家很不一样。也因此,他们的写作从本质上说开辟了新的领域,是一种具有青年异质性的去中心化的写作。”

面对“青年写作”,批评界为何“失语”

在场不少人也意识到,对当下青年写作的质疑和倦怠也很可能是批评本身的问题。复旦大学教授金理郑重地说:“当我们谈到青年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自我警惕和反省的阶段了。”他依然看重作家作品论,希望未来能做出一些更扎实的东西。

杨庆祥直言,以“90后”为例,近两年给他最多冲击的不是那些已经备受关注的写作者,而是陈春成、黎么、路魆等富有争议的文学新人,“他们的文本品质、审美风格等也引发过很大争议,可我恰恰觉得有争议是好事,就像莫言、余华当年刚出来也有争议,争议意味着打开了可能性。最怕的是没有争议,现在很多作品能发表,上头条,后面标配评论一二,一身正气,没有问题。但没有问题的写作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意味着我们整个文学系统可能出了大问题。”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特别提到了批评家面对青年议题时的“失语”。“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自身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失去了对写作和作品辨认的热情,但我们又不得不扮演一个编辑、老师、批评者,跟比我们年轻的那些强行建立联系,说多了,当然会失语。所有这些话,到最后可能根本没有建设性,这时的‘失语’不是对青年写作失语,是我们自身的失语。我们整天呼吁好文章,自己却没有写出一篇好文章。我们整天说好的青年作家应该出现,自己却没能辨别出一个好的青年作家。其实青年作家中有优秀者,可是等别人辨认出来了,我们又可能忍不住在下面鼓掌叫好,甚至有些不遗余力,恨不得表现得好像独立从世界捞出了什么珍宝。这种情况有何意义?已经有的,必然让其更有?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否则,大家慢慢会变成自己年轻时讨厌的人:不去思考问题,而是以一套世故、规范和话语来维持自己的某种姿态。”

“我们所有人都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这个位置似乎脱离了青年,但又被青年的引力拽着。”作为最后一个发言者,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坦言听了大家前面的话很受触动,因为大家依然以青年议题关切自身,依然把种种问题与自己联系到了一起。

在她看来,或许恰恰因为“在而不在”“属于而不属于”这样一个位置,大家还能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但这个声音需要我们不满足于回溯过往的文章,需要我们更新话语方式。这个声音对青年写作很重要,对我们自身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瓶颈点,如果不能借这样一个机会自我更新,等待我们的就是穷途末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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